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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骁:关于武大校庆与武大天大校史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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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cai
送交时间:2003/12/03 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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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骁:关于武大校庆与武大天大校史若干问题


cai 贴于2003/12/03 12:38 (武汉大学校友论坛)

关于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以及武大、天大校史若干问题的说明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吴骁

声明:以真名示众,文责自负,与作者所在学校无关,如有异议,欢迎讨论,谢绝自取其辱的无聊谩骂。

在全国各大高校中,建校于1895年的天津大学,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自居。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武汉大学却在1993年举行了百年校庆,比天大还早了两年,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今年(2003年)11月29日,武大又举行了110周年校庆,于是,争议再起,主要还是天大和交大的学生,纷纷在网络上表达了对于武大110年的建校史的强烈质疑,甚至还伴之以缺乏最基本的人格修养和最起码的公众礼貌的攻击和漫骂。下面,笔者就来谈谈武大建校年代问题的历史由来,并将其与天津大学作一番比较。

关于武汉大学的百年校庆和110周年校庆

1993年,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举行了隆重的百年校庆,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外著名的大学来说,武大作为“中国第一所举行百年校庆的大学”的这一印象,已经牢不可破地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了。对此,国内某些兄弟院校很不服气,而犹以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三校为甚,这从它们致武大百年校庆的贺信或贺电中就可以看出来。其它学校给武大的贺电一开始大多都是说什么“欣逢贵校百年华诞(或建校100周年庆典之际)”等之类的客套话,而惟有天大与两个交大的贺信(电)中找不到“100周年(或百年)”这样的字眼,其中以天津大学的贺信最为“冰冷”:

“武汉大学:
值此武汉大学校庆之际,天津大学谨向贵校致以热烈的祝贺……”

与之相反,北大的问候就最为热烈了,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有的只是一份言简意赅的“贺词”:

贺武汉大学建校100周年
百年风雨铸英才
新纪潮涌展群图

该贺词明确承认了武大的百年校史,不仅如此,北大还派出了梁柱副校长来参加武大的百年校庆,并且在校庆大会上作为兄弟院校代表发表了绝对是可以用“热情洋溢”来形容的讲话,其中一开头就提到:

“我怀着象过自己的校庆一样兴奋而愉快的心情,来参加你们这个盛大的庆典。我为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增加一所百年大学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寻求强国富民而苦苦探索的艰难历程,反映了我们几代学子为祖国的富强所做的艰辛的努力……

当然,北大与武大是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北大的梁副校长当时也提到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着亲密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在1949年之前武汉大学的校长有过半数就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我相信在武大的教授当中也有同样的情形。比如李四光教授在作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负责人之前,就是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据说,梁柱来到武大之后,对武大的领导们说了一句话:“武大历史悠久,我们比不上。”其言外之意,大概就是说,我历史比你短没关系,我实力比你强就够了。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北大对于武大的百年历史是表示认同的。其实,北大在表面上并不在乎什么“第一所大学”的名份,但实际上也是很要面子的,对于天大“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称号,北大虽然没有与之“明争”,但“暗斗”还是有的,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的对外宣传口号便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一个“国立”,一个“综合性”,一加上这两条修饰用语,天大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被他们比下去了。

今年武大的110周年校庆,其隆重、热烈之程度,比十年前的百年校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1993年的百年校庆总是让人觉得有种“意犹未尽”之感;另一方面,2000年武大进行了四校合并与重组,校友数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而2003年正是武大合并后的第一个整数校庆年,因此,110周年校庆理应比百年校庆办得更热烈些,而这对于增强新武大对于原四校校友的凝聚力、推动学校的实质性融合是非常有益的。

校庆当天,笔者有幸在离主席台不到十米的地方以记者身份参加了校庆大会。让人兴奋无比的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讲话中指出,自强学堂与同时代的其它一些新式学堂一道,“开创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句话我是绝对没有听错的,因为事后校广播台播出校庆大会的实况录音时,我又重新“确证”了一遍。事后,我得到了关于校庆大会讲话的文字材料,可惜大多是些摘要,在张保庆的讲话(摘要)中,我并没有找到这句话,但也发现了另外一句话:“武汉大学历史悠久,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由此可见,教育部对于武大的110年历史是表示肯定的。另外,1993年武大百年校庆之际,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曾为武大题词,其中李鹏明确写道——“为武汉大学一百周年题”。今年110周年校庆,李鹏再次为武大题词: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武汉大学世界一流!以上可见,武大的百年校史并不乏官方承认。

校庆大会还有两位老外捧场,一位是法国巴黎七大校长努瓦•欧兰(Benoit Eurin),另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号称“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并刚刚被武大聘为名誉教授。两位老外的讲话都很风趣而煽情,他们都明确地提到了“张之洞”的名字,并且还简单概述了湖北自强学堂创办的历史及其重要意义,显得比较严谨。相比之下,当我看了天津大学百年校庆的网页之后,却发现天大的名誉教授——德国埃森大学前任校长斯特姆勒教授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就显得含糊其辞了,他只是说天大“是中国清朝的一名皇帝批准建立的”,连光绪老儿的名号都没提,亏他还是来自于以严谨、认真甚至刻板著称的德国人群体之列!

老外恭维起中国人来,还真是不同凡响。尤其是蒙代尔,把武大夸得简直都让人飘飘然了。他说:“武汉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武汉大学则是中国的少数几个顶尖级的大学之一。”末了,他甚至还喊出一句:“武汉大学万岁!”听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同城兄弟华中师范大学前不久举行的百年校庆,据说华师校长在讲话中也高呼:“华中师范大学万岁!”我感觉这种话还是应该由别人来奉承自己比较好,自己说就没什么意思了。在当日晚的校庆晚会上,英国剑桥大学前校长、皇家工程学院院长Alec. N. Broers在接受采访时,对武大百余年来所积累和取得的杰出成就表示赞叹,并表示在他看来,武大已处于世界著名大学的“边缘”(edge)位置,在中国国内则已是“顶尖级”(top)水平。虽说老外的几句奉承话也不必太当真,不过,国内能像武大这样被诺贝尔奖得主如此夸赞的大学,还能找到几所呢?!我们武大师生听到这些话,完全有理由稍稍“欣慰”一下,接下来就是干实事了!

最后,对于武大解放前的历史,刘经南校长在校庆大会上是这样说的:“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最早前身,是在清朝末年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她以兴学图强为指导思想,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为首要目的,打破了以传经论道为宗旨的教育传统。后续的湖北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与之一脉相承,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改变着办学模式和理念。1928年组建的国立武汉大学适应国民政府建立后图谋大发展的历史需要,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从一所普通高校发展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以上文字是笔者根据内部材料输入电脑的,应该说这段概述是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关于武汉大学建校年代问题的历史由来

校内外对于武大将建校年代定于1893年的质疑,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强学堂能否被看作是武大的前身,二是自强学堂能否算作是高等学府,将其创办的时间作为武汉大学的建校年代是否合适。下面,笔者就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番初步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得出更为合理的结论。

创办于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并将校址迁到今天的武昌东厂口。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实际上是同一所学校,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些人认为自强学堂最后的归宿是“改为文普通中学堂”,这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张之洞只是将自强学堂原有校舍拨给文普通中学堂使用,而非将自强学堂改成普通中学。恰恰相反,改名后的方言学堂,其生源主要来自于自强学堂原有学生中的优秀者,而后则从普通中学堂毕业生中收入。对于这一点,自强学堂的创办人张之洞就说得很清楚,他在1907年7月28日的《请奖各学堂毕业生及管理员教员折》中称:“至方言学堂,先名自强学堂,开办最早,后经迁移,始定今名。”又称:“惟方言学堂原名自强学堂,开办远在定章之前。”后来,曾任武昌高师校长的两湖书院毕业生张继煦在其《张文襄公治鄂记》中也写道:“方言学堂,就自强学堂改设,以已迁之农务学堂充用,学额150名,择旧班学生品端文优者留学。学科为英、德、法、俄、日本等五国方言,及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习每国语文者各三十名。五年毕业,以养成外交人才为宗旨。”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出版的著名教育史家苏云峰所著《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一书也写道:“自强学堂设于光绪十九年十月,讲授西学,二十二年起偏重西语,迄二十八年,才正式改名为方言学堂。”由此可见,方言学堂即是自强学堂的直接继续,此点毫无疑问。

而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方言学堂于1911年3月被勒令停办,从此直到1913年7月武昌高师的创建,武大的“沿革”史便出现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断裂”期。至于武昌高师能否被看作是方言学堂的继承者,则要视校址、办学资源、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办学风格等多方面因素是否有一定的承接和延续关系而定。1913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贺孝齐就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设备及原有师资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47年,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大璞为《国立武汉大学第十六届毕业生纪念刊》撰写了“校史”一栏,其中清楚地记述道:“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旧址——引者注)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少宏远矣。”由此可见,武昌高师就校址与办学资源两方面承接方言学堂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师资力量和专业设置方面,自强学堂1893年开办时设方言(即外语)、格致、算学、商务四门;1896年,算学移归两湖书院,格致、商务停办,方言一门扩大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四门,同时并入矿务、化学学堂,开创了自然科学专门教育;1898年,增加东文(日文),共计五门。虽然1896年以后自强、方言学堂的教学以外语为主,但也是文理兼顾,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通识教育”的道路。根据新近发现的一张颁发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凭照”,当时的方言学堂的主要课程有“人伦道德”、“读经讲经”、“历史”、“地理”、“化学”、“算学”、“英文”、“交涉学”、“博物”、“理财学”等。而1913年建立的武昌高师,在开设之初设有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博物部四部,可以说这些与自强、方言学堂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武昌高师并不是一所凭空就能建立起来的学校,如果没有自强、方言学堂为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武昌高师无论如何也是建不起来的。而在事实上,对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师资力量的承接,我们也能找出一些例子,比如德国人格拉塞,早先在方言学堂任教,后来又继续在武昌高师任教,直至其1938年在国立武汉大学退休。

还有一点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新学校的创办者们在主观上对于作为这所学校创立基础的老学校的认同感。我们今天依据某些史料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和推测,虽然也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但往往有“盲人摸象”之嫌,与之相比,事发当时的当事人对于这些事情显然有着比后人更为直观和清晰的感性认识,他们对于“时事”的即时判断往往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应该作为我们研究历史现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参考。由于1911-1913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改朝换代”,武昌高师又是北洋政府建立的,其建立的目的很显然绝不是为了恢复、重建原有的、由前朝人建立的方言学堂。然而,不管当权者怎么想,新建立起来的武昌高师,其内部的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还是对原来的方言学堂抱有极大的认同感。早在1917年武昌高师第一届毕业生纪念册中,方言学堂的创设便已被列入“本校大事记”,以后高师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均有同样的记载。既然方言学堂是由晚清重臣张之洞所创办的,而此时清政府已被推翻,武昌高师又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产物,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必要性去和被推翻的前代遗校攀亲,毕竟,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认其为前身丝毫不能给自己贴金或是带来半点好处。然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武昌高师却仍然认为方言学堂是自己的前身,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如果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他们犯得着这么做吗?最为可能和合理的解释便是,武昌高师的校方对于历史事实有着充分的尊重。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正式组建,从此直至1939年,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和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的“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将方言学堂列为本校沿革之内,并记载了方言学堂自创立直至其校舍改为武昌高师校舍的简要历史。不仅如此,国立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也大都将方言学堂视作武大最早的前身。1946年12月4日的《武汉日报》曾载,武大代校长刘秉麟在12月2日举行的“国立武汉大学三十五年度新生训练周”讲话中明确指出:“武大的前身最早为湖北方言学堂,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在民国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始正式易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而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更是一贯持此观点,直到1978年他在台湾寓所回答来访者时,仍然指出:“武汉大学的前身,你们想必都已知道,最早是由方言学堂,而武昌高师,而师范大学,而武昌大学,然后改为中山大学,校址原在武昌城内阅马场旁的东厂口。”这句话被记录在武大老校友殷正慈所写的《记王雪艇先生谈珞珈建设》一文中,而该文则被收入台湾1981年10月出版的《学府纪闻•武汉大学》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武大在上报国家以及对外宣传时所用材料的“学校沿革”中,也明确写道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即使是在院系调整结束之初也仍是如此。只是到了1955年,武大编印的学校概况、简介中,才将其前身改写为武昌高师。此后以讹传讹,就连《辞海》等辞典也把武大的前身写成武昌高师。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有专家分析认为,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武大校方认为自强(方言)学堂是清朝遗老张之洞办洋务的产物,将其认作前身显得很不光彩;而武昌高师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产物”,若改认这所具有“革命色彩”的学校为前身,则正好可以“荣耀校史”。加之当时武大又未能对校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便根据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形势需要,仓促拍板决定了这一变更。由此可见,武大当初将自己的前身由方言学堂改为武昌高师,并不是深入研究和考证校史的必然结果,反而由此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显然是与历史主义的原则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end of part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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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把,你有些偏激 --- 军队 2007/01/31 04:23 (0 bytes)
大哥 我也叫吴骁。 --- wuxiao 2005/09/03 00:31 (110 bytes)
你说的算数吗? --- 中国人 2005/04/22 03:42 (124 bytes)
吴骁:关于武大校庆与武大天大校史若干问题 (part 2) --- cai 2003/12/03 12:42 (18824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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